-大易不定

连我自己都搞不懂我你又何必去猜

特吕弗与戈达尔:他们不配做知己,不必有结局

原来世上的所有情感交织的结局真的都有迹可循有据可查

阿卷:

1950年9月,让-吕克·戈达尔和弗朗索瓦·特吕弗来到“莫迪·德·比亚兹”影展。整个影展,他们如痴如醉地看电影,讨论电影,累了就睡在门口,废寝忘食,感觉不到时间流逝。在比亚兹高中门口,他们留下了第一张合照,照片上的他们青春洋溢,毫无阴霾,对未来有着无限憧憬。





「名嘴」特吕弗


特吕弗最早以“舌战群儒”出名。




1954年,22岁的特吕弗撰文痛批法国电影的“优质传统”,「法国电影已死,被虚假的传奇扼杀了想象力」。这个观点在圈内激起千层浪,特吕弗一战成名。之后,戈达尔也对“虚假传奇”的观点表示认同,他说:既然有传奇,就应该打破传奇。那不是他们第一次达成共识,也不是最后一次。




影评人时代的特吕弗发表过很多文章,主观色彩都很浓重,这个新浪潮之子从来就不知道“明哲保身”四个字怎么写。他甚至将法国导演分成五类,然后分门别类地展开攻击,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了个遍。「我所认为的好电影,就是比较优秀的差劲电影」,这就是特吕弗会说的话。




快人快语到这种程度,难免四面楚歌。所以直到1958年,特吕弗都还被禁止参加戛纳影展,但一年后,这个年轻人就打了场漂亮的翻身仗。1959年,不到30岁的特吕弗凭处女作《四百击》摘下第12届戛纳最佳导演奖,晋升影圈新贵,曾经的敌人终于向他张开怀抱。这部作品也成为法国电影新浪潮两大开山作之一。




拍电影像呼吸的人


1966年,戈达尔新作《我略知她一二》出炉,特吕弗力挺为这部电影,还写了篇影评:《我略知他一二》。这个“他”就是指戈达尔。




特吕弗写道:戈达尔不是唯一拍电影像呼吸的人,但他的呼吸最顺畅,他敏捷如罗西里尼,灵巧如萨沙基提,音乐性如奥森威尔斯,简洁如马歇巴纽,疼痛如尼克拉斯雷,效率如希区柯克,深刻如伯格曼,傲慢无人能及。




论互怼,特吕弗在业内是一骑绝尘,论互吹,特吕弗依旧独领风骚。将那些响当当的名字一一罗列,读者就明白戈达尔在他心中的地位。遗憾的是,即便给过戈达尔那么多溢美之词,特吕弗对他的最终评价还是定格在那句:狗屎依然是狗屎。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特吕弗与戈达尔只差两岁,成长经历却相去甚远。




特吕弗的童年并不幸福,继父对这个儿子不上心,母亲性情古怪,经常令他精神紧张。很多时候特吕弗被扔给外婆,从小就是被放养的孩子。他多次离家出走,体验过各种酸甜苦辣。




青年时代的特吕弗饱受贫穷困扰,曾为了替影迷俱乐部还债而偷窃,被送去感化所,坐过牢,后来去从军,又因逃兵再度坐牢。是电影让特吕弗活了下来。小时候,他常趁父母不在家溜出去看电影,为了赶在父母发现前溜回房间,他没少吃苦头。好几次他连结局都来不及看就火急火燎往家赶,场面甚是狼狈。可即便如此,他对电影的热情也有增无减。




在“影迷圣地”法国电影资料馆,特吕弗得以沉浸在电影知识的海洋中,他在那里看过不下千部电影,甚至一部电影会看几次十几次。作为非科班影迷,特吕弗完全靠自学认识电影,他彪悍的战斗力也来自他对电影的迷恋。他曾经说过:我的生活就是电影。





与草根特吕弗不同,戈达尔是贵公子。他接触电影晚于特吕弗,但因家庭优渥,他不用靠自学。戈达尔有钱,时髦,玩得起昂贵的美国车,与同阶层的朋友打成一片。悬殊的成长背景造就了两人不同的三观,这种不同随着年岁增长愈发明显,也为两人后来的决裂埋下定时炸弹。




在任何可见的影像资料里,你都能感觉到他们不是一类人。镜头前的特吕弗眼神纯净肃穆,又落寞,他常常无法放松,说话伴随着许多无意识的减压动作,摩擦裤腿或搅动手指。他不像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戈达尔则相反,他看起来气定神闲,有种「舍我其谁」的气势,即便隔着屏幕你也无法忽视他那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和优越。特吕弗说他“傲慢无人能及”,不是没有道理。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是特吕弗与戈达尔「共进退」的时期。他们共同进步,一致对外,一起写剧本拍电影,相互鼓励,共鸣无处不在。他们互相给对方写信,写很多很多,有讲不完的话。




1956年的一天,戈达尔在报纸上看到一则社会新闻,感觉甚是有趣,想将之改编电影。他给特吕弗写信提到这个想法,特吕弗对他说:只要你把故事搭好,我就帮你写对白。这给了戈达尔无穷动力,他决定与特吕弗一起完成这部电影——那就是法国新浪潮的另一部开山作:《精疲力尽》。





在希区柯克尚未脱离争议的年代,特吕弗与戈达尔一直为他四处征战。在这场“希区柯克保卫战”中,戈达尔是先行者。




1952年,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上映,戈达尔在《电影手册》上发表文章:《主题的至高无上》。他另辟蹊径地探讨希区柯克在电影形式上的创新,角度新颖而深入。他是最早站出来公开支持希区柯克的新浪潮电影人。




两年后,特吕弗也加入了战役,并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那个年代,特吕弗对希区柯克的爱堪称惊天地泣鬼神,哪里有人攻击希区柯克,哪里就有特吕弗。这场仗他从法国打到美国,从影评圈打进导演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曾为希区柯克写过一篇文章,大意一句话就能概括:若此刻起电影再度变回默片,那么所有导演都会被瞬间淘汰,除了希区柯克。




为了向世人展示真实的希区柯克,特吕弗还精心准备了一场访谈录,就是那场被载入电影史册的访谈:《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这场访谈前期筹备两个月,采访历时六天,后期制作四年。1966年,当特吕弗推出这本图文并茂的访谈录,关于希区柯克的争论逐渐尘埃落定,仿佛一道多年的难题有了“标准答案”。





在特吕弗与戈达尔眼中,希区柯克这种类型片导演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作品极具人格魅力——「没有所谓的作品,只有作者」。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希区柯克的电影至今广受赞誉。




1968年,法国电影界迎来多事之秋。那一年,法国迷影文化的符号级人物——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亨利·朗格卢瓦被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罢职,这激怒了各阶层法国迷影人群,他们群起反抗,保卫电影艺术的自由。这其中,特吕弗和戈达尔依旧冲锋在最一线。他们联合上千位导演、演员、影评人、记者和学生展开示威行动,成立“捍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定期举行示威集会抗议文化部,不达目的不罢休。




1968年2月14日,响应特吕弗的号召,上千位游行者聚集在夏悠宫花园,将于晚上6点展开示威活动。这件事惊动了巴黎警察局,他们抄家伙封锁了夏悠宫,与游行者发生激烈冲突。在夏悠宫花园,赤手空拳的电影爱好者们与全副武装的警察搏斗,那个画面就像自由与体制的永恒之争。你很难想象戈达尔这种凡事追求优雅体面的世家公子会为了谁上街打群架,但他为朗格卢瓦这么做了,且骁勇异常,眼镜被打掉好几副。




这场浩荡的运动最终以法国文化部退出法国电影资料馆管理部门告终。而这也是特吕弗与戈达尔分道扬镳的开端。




分道扬镳


为“新浪潮”添砖加瓦的日子是戈达尔与特吕弗最后的激情岁月,那些高山流水的时光似乎耗尽了他们一生的缘分。




“朗格卢瓦事件”后,戈达尔左翼化愈发显著,两人的电影理念开始明显分岔。他们都慢慢冲对方背过身去,渐行渐远。





往后,特吕弗的电影主题日渐下沉,缩进微观生活的壳子里。戈达尔的主题则回旋上升,直至鸟瞰点。他拍电影就像闹革命,执着用电影语言展现鲜明的意识形态,在他手里,电影不是目的,”战斗“才是。




特吕弗曾说:他(戈达尔)拍的是另一种电影,我拍的是正常的生活。




特吕弗并不认同戈达尔激进的革命理念,即便如此,他对戈达尔还算得上温和。但随着政治倾向的分离,从不“站队”的特吕弗开始令戈达尔感到不满,以及不知所起的愤怒。他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战斗思维迅速蔓延到特吕弗身上。




1973年6月,看完特吕弗的新作《日以继夜》,戈达尔突然爆发了。他怒气冲冲给特吕弗写信,激烈批评这部作品,指责特吕弗是个骗子——退回到了自己曾经唾弃的“法国电影优质传统”中:「你曾说电影是一列长长的夜车,但究竟是谁坐在里面?又是谁在“上级”的监视下掌舵?」




戈达尔的诛心言论让特吕弗很受伤,受伤之后便是触底反弹的宣泄。特吕弗给戈达尔回了一封20页的长信,讽刺他的虚伪做作,「我不喜欢你总假装自己是受害者,其实你从来都有办法达到目的」,「人人平等的概念你只当成理论,从来没有真的理解,你是一个自恋狂,总在扮演某种众望所归的角色」。




从那以后,他们之间的攻击便没有停过。戈达尔甚至公开表示特吕弗根本不懂拍电影,只懂得“讲故事”。他的攻击还在左翼影评圈掀起了节奏,一时间不少左翼影评人都陆续站出来攻击特吕弗的“中立”,说他投机取巧,把灵魂出卖给体制。对于这些指控,特吕弗只能一遍遍强调:我的每部电影都是我想表达的,别无他念。




左翼人群的集体攻击对特吕弗是一种二次伤害。1973年至1980年间,他陷入了某种程度的自我怀疑,尽管言语上鲜少妥协,他的内心却饱受煎熬。也许真正刺痛他的不是面向他的敌人,而是背对他的挚友。




从特吕弗和戈达尔之间的攻击可以窥见,这两个人已经彼此了解到了一种“毫无期待”的程度,「你哪个毛孔里藏着脏东西我都知道」,大约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太过了解,他们的攻击都极具“杀伤力”,字字见血,见者咂舌。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


整个70年代后期,两人始终冷战。直到特吕弗去世的前几年,戈达尔才率先抛出言和的信号。




1980年8月,他给特吕弗以及另外两位新浪潮小伙伴写信,希望他们能来瑞士一聚,「难道我们之间就不能进行一次交谈吗?」。对此,特吕弗的回答很干脆:不能。




那是他最后一次给戈达尔写长信,语气不改当年,「你的虚伪令人佩服,建议你邀请所有被你骂过的电影从业者」,「如果你准备拍部自传,名字可以叫:狗屎依然是狗屎」。




至此,戈达尔终于明白特吕弗是真的恨他。曾经有一次,两人在纽约一家酒店前偶遇,他们都刚好在门口打车,戈达尔想跟特吕弗打招呼,特吕弗却当他是空气。直到去世,特吕弗都不曾表露出一丁点与戈达尔言和的意愿。他永远不原谅他。




1984年10月,特吕弗去世,享年52岁,两人再无机会握手言和。戈达尔没有参加特吕弗的葬礼。他们十年冷战,十年不见,如今也不必再见。




4年后,特吕弗的书信集出版,戈达尔为这本书作序,「我们谁都不肯让步,所以渐行渐远,电影给了我们生活,生活给了我们报复」,「弗朗索瓦已经不在了,而我还活着,可这又有什么区别」...絮絮叨叨间或是难言的怅惘,或是委婉的怀念。不知戈达尔是否后悔过给这位旧知己带来的伤害。又或者,后悔与否早已不重要。




「正因回忆完满,现实才可惜」




-  END  -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阿卷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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